第一章绪论01.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制史是研究中国法律的起源，是各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发生、特点、作用和演变规律的科学。它既是法学中的基础学科，也是中国史中的专门史，属于法学和史学的交叉学科第二章夏商西周春秋战国02.禹刑：“禹刑”并不是一部成文法典，而是泛指夏朝的法律和刑罚，大抵是启及其后继者根据氏族社会晚期习俗和令陆续积累的习惯法，托名为禹所作，故称“禹刑”，具体内容无可详考。后人曾有“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的追述，虽不能作为信史采信，但也大致反映了夏代法律的状况03.汤刑：《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而作汤刑。”“汤刑”被认为是商朝法律的总称04.旧五刑：五刑起源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尚书》，其中认为五刑最早源于苗民的说法较为流行。华夏族在征服苗民后，袭用其刖、劓、剕、黥等肉刑，加以损益，形成了墨、劓、剕、宫、大辟等五种刑罚，并使之成为常用的刑罚体系05.九刑：九刑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周朝制定的九篇刑书；二是指西周的九种刑罚，即墨、劓、剕、宫、大辟五刑加上赎、鞭、扑、流等刑罚，合称“九刑”06.吕刑：周穆王为革新*治，命司寇吕侯作《吕刑》。它应是西周中期具有代表性的刑法，具体内容已不可考07.六礼：一是“纳采”，即男家请媒妁向女家提亲；二是“问名”，即男方询问女子名字、生辰等，卜于宗庙以定吉凶；三是“纳吉”，即卜得吉兆后即与女家订婚；四是“纳征”，又称“纳币”，即男方派人送聘礼至女家，婚约正式成立；五是“请期”，即商请女方择定婚期；六是“亲迎”，即婚期之日新郎迎娶新妇。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最终成立。六礼作为西周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为后世历代所继承08.“七出（去、弃）”“三不去”：所谓“七出”，是指女子若有下列七种情形之一，丈夫或公婆即可休弃（单方面解除婚约）：“无子，一也；淫佚，二也；不事舅姑，三也；口舌，四也；盗窃，五也；妒忌，六也；恶疾，七也。”按照周代礼制，已婚妇女若有下列三种情形者，虽有七出之行，但夫家不得休弃，即所谓“三不去”：“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三不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休妻的限制，但根本上是出于维护宗法伦理道德的需要09.五听：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西周总结出一套“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经验，即运用察言观色进行审讯，以判断当事人陈述的真伪。“五声”亦即“五听”，其具体内容是：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即观察当事人的言语表达，理屈者则言语错乱。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即观察当事人的面部表情，理屈者则面红。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即观察当事人的呼吸，无理则喘息。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即观察当事人的听觉，理亏则听语不清。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陡然”，即观察当事人的眼睛与视觉，无理则双目失神10.连坐法：商鞅在变法中颁布连坐法。所谓连坐，即因一人犯罪牵连其亲属、邻里、同伍以及其他与之有联系的人，使他们一起承担罪责的刑罚制度11.分户令：为了鼓励发展小农经济，扩大户赋的来源，商鞅颁布了《分户令》，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以改变秦国父子无别，同室而居的旧习俗；强制百姓分家立户，还能够增加国家的财*收入第三章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12.上请：又称“先请”，是指对于一定范围内的官僚贵族及其子孙犯罪，司法机关不得擅自裁判处理，而须奏请皇帝裁决的制度。通常皇帝会给予官僚贵族以减免刑罚的优待13.亲亲得相首匿：源于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思想。首匿指隐匿窝藏罪犯的首谋者，汉武帝时曾颁布“重首匿之科”。汉宣帝时有诏令规定，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均可因互相隐匿犯罪行为而免于刑罚。汉宣帝时明确规定：子女隐匿父母，妻子隐匿丈夫，孙子隐匿祖父母的罪行，皆不追究刑事责任；父母隐匿子女，丈夫隐匿妻子，祖父母隐匿孙子罪行的，一般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所隐匿罪为死罪，则上请廷尉，由其决定是否追究首匿者的罪责14.春秋决狱：也称“引经决狱”，是指以儒家经典（主要是公羊《春秋》）的精神和事例作为司法审判的根据，它是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必然产物。春秋决狱最重要的原则被认为是“论心定罪”，即以《春秋》之义去考察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再对案件作出裁决。但现存汉朝三十多个引经决狱的案例，无一例证明“志恶而合于法者诛”，可见“论心定罪”的结论比较绝对和武断。春秋决狱的原则，按照董仲舒的论述应该是“本事原志”，即春秋决狱，应兼顾事实和动机。但是，由于儒家经典教义不具有法的规范性和确定性，法吏又往往不谙晓儒术，于是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任意比附，造成司法专断和腐败的局面。春秋决狱始于西汉中期，沿用于魏晋南北朝，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除了对律学的推动和对审判原则的修正外，它还促进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开辟了引礼入法的通道15.秋冬行刑：汉代死刑的执行采取秋冬行刑制度。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认为，春夏以阳为主，万物生长，不宜刑杀；秋冬以阴为主，万物凋零，宜施刑罚，清理狱讼。秋冬行刑理论渊源于西周，它把司法镇压与阴阳运行、四季变换联系起来，借助天的权威和实际生活感受来加强司法的严肃性。汉朝将秋冬行刑制度化，在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又标榜了德*慎罚，故为后世法律所继承16.准五服以制罪：是指亲属间的犯罪，据五等丧服所规定的亲等来定罪量刑。“五服”本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确定亲属之间亲疏远近的制度。古代服制把亲属分为五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服制不仅确定婚姻、继承与赡养等关系，而且也是亲属相犯时施用刑罚轻重的原则。“准五服以制罪”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使法律成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其影响极为深远17.存留养亲：北魏时出现了存留养亲制度，亦称留养。《魏书·刑罚志》载：“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已上，无成人子孙，旁无期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这是古代法律家族化、伦常化的具体体现，也是服制影响法律的显著标志18.八议：是指贵族官僚中位高权重的八种人犯罪后，普通司法机构无权审理，须在大臣“议其所犯”后，由皇帝对其所犯罪行决定减免刑罚的制度。“八议”制度源于西周的“八辟之议”，曹魏时期正式入律。“八议”即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大德行与影响的人）、议能（有大才能的人）、议功（有大功勋的人）、议贵（贵族官僚）、议勤（为国家勤劳服务的人）、议宾（前朝皇室宗亲）。自曹魏以后，“八议”遂成为古代法律的重要原则19.官当：官员犯罪后，允许以官爵抵罪的制度。官当正式规定在《北魏律》与《陈律》中，“官当”制度的形成，表明特权法的进一步发展20.重罪十条：正式确立于《北齐律》，是直接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重大犯罪的总称，包括反逆、大逆、叛、降、恶逆、不道、不敬、不孝、不义、内乱。“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重罪十条”将儒家纲常礼教内容引入刑律，促进了礼与法的结合21.登闻鼓直诉：西晋在朝堂外悬设登闻鼓，允许有重大枉屈者击鼓鸣冤，直诉于中央甚至皇帝。北魏以及南朝都有这项制度，后经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上诉直诉制度加强了司法机关的内部检查监督，有利于发现和纠正冤假错案22.死刑复奏制度：为了体现恤刑和加强皇帝对司法审判的控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确立了死刑复奏制，即死刑须报告朝廷，经皇帝批准方准执行。北魏太武帝时也明确规定，各地死刑案件一律上报奏谳，由皇帝亲自过问，须无疑问或无冤屈时才可执行。死刑复奏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标榜慎刑，另一方面也使皇帝更牢固地掌握最高审判权第四章隋唐宋23.十恶：“十恶”是包括直接危害皇权统治秩序以及严重破坏家庭伦常关系的重大犯罪行为。在《北齐律》“重罪十条”基础上，《开皇律》正式确立十恶制度，唐律沿袭之。犯十恶者，“为常赦所不原”。十恶具体指→一曰谋反，即图谋反对皇帝，推翻君主*权。二曰谋大逆，即图谋毁坏宗庙、陵寝及宫阙。三曰谋叛，即图谋背叛朝廷，投奔外国。四曰恶逆，即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等尊长。五曰不道，即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和肢解人；造畜蛊毒、厌魅。六曰大不敬，即盗大祀神御之物，盗窃、伪造御宝，指斥乘舆，情理切害，以及对捍制使，无人臣之礼等方面的犯罪。七曰不孝，即告发或咒骂祖父母、父母，祖父母、父母在世而别籍异财者等。八曰不睦，即谋杀或卖缌麻以上亲，殴打或告发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长等。九曰不义，即闻夫丧匿不举哀、作乐、释服从吉、改嫁，以及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现授业师等方面的犯罪。侵害对象为非血缘的有等级从属关系者。十曰内乱，即奸小功以上亲或父、祖妾，以及亲属内的通奸24.六杀：对于杀人罪，唐代在《斗讼律》中区分了“六杀”。“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在斗殴中出于激愤失手将人杀死；“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杀错了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而杀人；“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25.六赃：《杂律》篇首次就“坐赃致罪”设“六赃”专条，称一切不法所得为“赃”，把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强盗、窃盗和坐赃六种犯罪称为“六赃”。除前五种外的所有赃罪均可归入“坐赃”。六赃涵盖了侵犯官私财产的所有犯罪行为26.三省六部制：唐朝中央*府的体制沿用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三省是指中央*府的中枢机构中书省、门下省与尚书省。中书省传承皇帝的命令，草拟诏书；经门下省审核驳正后，交皇帝批准；尚书省负责执行皇帝的诏敕和经皇帝批准的各项*令。尚书省下设六部，吏部掌职官的任命、考课、管理等，户部掌户籍与财*收入管理等，礼部掌祭祀、礼仪、教育、科举等，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的选授、考课、武举、军事行*等，刑部掌大理寺审理案件的复核以及京师百官的案件会审等，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及农、林、牧（军马除外）、渔业等。六部各有四司，分掌有关行*事务。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善，表明古代行*体制走向成熟化与定型化27.三司推事：在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疑难案件时，皇帝特诏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长官会同审理，称“三司推事”。必要时皇帝还命令刑部会同中书、门下二省集议，以示慎重。次要的案件或地方上的大案不便解送京城，则派遣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组成“三司使”，前往审理28.编敕：敕是皇帝对特定的人和事或特定的区域颁发的诏令，为一时之权制，不具有普遍和长久的效力。但把众多的散敕整理后加以分类汇编，经皇帝批准颁行后，便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即所谓编敕。编敕是宋朝最重要的、经常的立法活动29.编例：编例也是宋朝主要的立法活动。宋朝的例有三种形式：一是“条例”，即皇帝发布的特旨；二是“断例”，即审判案件的成例；三是“指挥”，即中央官署对下级官署下达的命令。编例活动始于北宋中期，盛于南宋30.条法事类：南宋孝宗淳熙年间（—年），为了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把相关的敕、令、格、式及指挥、申明（法律解释）等，依事分门别类加以汇编，名之为《淳熙条法事类》。“条法事类”的出现是宋朝法典编纂体例上的又一创新31.折杖法：折杖法为宋太祖建隆四年（年）创立，此法将笞刑、杖刑折为臀杖；徒刑折为脊杖，杖后释放；流刑折为脊杖，并于本地配役一年；加役流，脊杖后就地配役三年。但死刑及反逆、强盗等重罪不适用此法。徽宗时又对徒以下罪的折杖刑数重作调整。实行笞杖徒流刑的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是宋初慎刑思想在刑罚制度上的体现32.刺配：刺配是将杖刑、配役、刺面三刑同时施于一人的复合刑罚，“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宋初设此刑之初衷，原为宽贷死刑之意，之后逐渐被滥加施用，神宗时有关刺配的编敕已达二百条，南宋孝宗时更增至五百条。刺配既复活肉刑，又没有配地远近之限，成为影响恶劣的酷刑。实际上，随着治安形势的恶化，凡是犯贼盗罪被流放的罪犯，都要决杖、刺面、流配，刺配成为一种加重惩治盗贼的刑罚33.凌迟：也作陵迟，俗称“千刀万剐”，是以利刃零割碎剐残损肢体，使受刑人在极端痛苦中缓慢死去的酷刑，这是古代死刑中最为残酷的行刑方式。凌迟首用于五代，至宋（一说辽）立为法定刑。北宋仁宗时在绞、斩之外，增施凌迟，用以惩治荆湖之地以妖术杀人祭鬼的犯罪。南宋时凌迟的适用越来越广。至清末法制改革时凌迟才被废除34.重法地法：是指对某些特定地区的特定犯罪判处重刑的法律制度，该特定地区称“重法地”。北宋中期，面对盗贼纵横治安混乱的局面，宋仁宗首立《窝藏重法》，严惩窝藏贼盗的犯罪，清除贼盗的社会基础。英宗继承了重法*策，重制重法，既强调法的追溯力，又株连罪犯亲属并籍没其家产，以反逆罪惩治盗贼。神宗熙宁四年（年）颁行《重法地法》，也称《盗贼重法》，扩大了重法的适用地区，由京畿地区发展到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重法地制度于哲宗元符三年（年）被废除35.鞫谳分司制：宋朝从州到大理寺，都实行鞫谳分司制，即“审"与“判”分为两事，分别由不同的官员担当，二者相互牵制。审问案情的官员无权量刑，检法量刑之事别由其他官员负责。前者称“鞫司”（又称“推司”“狱司”），后者称“谳司”（又称“法司”）。鞫谳分司制是宋朝审判制度的特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司法官因缘为奸，保证审判质量36.翻异别推制：又称翻异别勘制，是为防止冤假错案而建立的复审制度，即在发生犯人推翻原有口供，而且“所翻情节，实碍重罪”时，案件须重新审理，应将该案交由其他司法官或司法机构重新审理。改换法官审理称之为"别推”，改换司法机关审理，称为“别移”。法律规定，犯人翻异次数不得过三，但实际执行中较宽，有多达七八次者。若故意诬告、称冤，经查证属实，罪加一等37.务限法：即规定在农务繁忙季节中停止民事诉讼审判的法律制度。“务”指农务，《宋刑统》有“婚田入务”专条，规定每年农历二月初一“入务”，即开始进入农忙季节，直到九月三十日止。在“务限”期内，州县官停止受理有关田宅、婚姻、债负、地租等民事案件，限满之日即十月初一日称“务开”，方可受理上述案件，直至次年入务日为止。但若原已受理的民事诉讼尚未结案，可以延长至三月底结案。务限法体现了以农为本的传统立法的价值取向第五章元明清38.大宗正府：从蒙古国初期掌刑*的札鲁忽赤（断事官）演变而来。《元史·刑法志》载“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指的是其常职。大宗正府专门负责审理蒙古、色目人和宗室的案件，它既是管理蒙古贵族事务的机构，又是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法机关，职掌比较混乱39.宣*院：主持全国佛教事务和统领吐蕃地区军、民之*的中央机构，同时也是全国最高宗教审判机关，负责审理重大的僧侣案件和僧俗纠纷案件。由于职掌的特殊性，自成系统。有时在江南设行宣*院，在诸路、府、州、县则设僧录司，管理各地僧侣狱讼40.明刑弼教：最早出自《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宋代以降，朱熹首先对“明刑弼教”作了新的阐释，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这意味着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合一——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朱熹阐发的“明刑弼教”思想，实质上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策提供理论依据。明初统治者正是如此认识“刑”与“教”及其相互关系的。朱元璋明确提出“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将伦理道德的预防犯罪职能与法律的镇压犯罪职能相结合，以实现明王朝的长治久安41.奸*罪：鉴于历代臣下结*造成皇权削弱，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导致国亡民乱的教训，明朝严禁臣下结*，在《大明律》中增设“奸*”罪，并罗列了该罪的种种表现：在朝官员交结朋*紊乱朝*者；大小官员巧言进谏，请求宽免死罪之人，暗中邀买人心者；司法官不执行法律，而听从上级命令出入人罪者；“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甚至“上言宰执大臣美*才德者”，均构成奸*罪，一律处以斩刑。明朝对于奸*罪处罚严厉，决不宽贷。仅洪武年间，以奸*罪被诛杀的文武官吏就达几万人，反映了皇权专制的极端发展42.充军：充军刑在宋元时已经存在，明朝广泛适用，是强迫罪犯至边远地区充当军户的刑罚。明初由于边境卫所需要充实士兵，于是将罪人发配充军，后来逐渐成为经常适用的刑罚。充军原无里程规定，后逐渐形成极边、烟瘴、边远、边卫、沿海和附近六种不同的里程等级。充军适用的对象从犯罪的军人扩大到普通百姓，贩卖私盐、搅扰商税者，甚至放牧牲畜践踏庄田者，也以充军发落。充军期限分为“终身”（即本人身死为止），以及“永远”（即罪犯本人死亡后子孙亲属仍须继续充军，直到“勾补尽绝”方能“开豁”）。充军远比一般流刑为重43.廷杖：皇帝处罚大臣的非常之刑。明律中并无廷杖的刑罚，但从朱元璋开始，经常于殿廷之上，由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杖责冒犯皇帝的大臣。被杖者轻者血肉模糊，重者立毙杖下。洪武十四年（年）朱元璋将工部尚书薛祥杖杀于朝堂之上，后廷杖遂成定制，成为常刑。正德十四年（年）武宗廷杖谏止南巡的群臣人，死11人；嘉靖三年（年）世宗廷杖谏争大礼的大臣人，死16人。以如此残忍的手段刑责羞辱朝臣，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闻44.一条鞭法：明中期起，各地进行各种赋役制度改革的尝试，嘉靖十年至崇祯十年约一百年间，朝廷向各地推行“一条鞭法”的赋役改革方案。“一条鞭法”是将各种类型的赋役并为统一的货币予以征收的赋税制度。主要内容：将各州县的田赋、杂税和差役合并，统一征收；各项杂税和差役等统一折算成白银，平摊入土地，按照土地和人丁的多少征收；征收赋税实行“官收官解制”，即由官府自行负责征收和解运。“一条鞭法”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变革，结束了历代以征收实物为主的国家税收方式，从实物税转向货币税；废除了古老的直接役使农民人身的徭役制度，传统的人身依附、强制关系得以松弛；税收制度开始转向以资产（土地）计征，将过去的对人税改为以对物税为主，有利于赋税负担的合理化45.厂卫：厂卫干预司法活动，是明朝一大弊*。“厂”是由太监组成、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包括东厂、西厂、内行厂。“卫”是指皇帝亲军十二卫中的锦衣卫，主要职责是掌管皇帝出入仪仗和警卫事宜。从太祖开始，锦衣卫以兵兼刑，掌有缉捕、刑狱之权。所设南北镇抚司中，北镇抚司专管诏狱，又称锦衣卫狱。厂卫并非国家正式的司法机关，但在皇帝的纵容之下，由宦官操纵，凌驾于司法机关之上，享有侦察缉捕、监督审判、法外施刑等种种司法特权。厂卫滥施法外酷刑，“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厂卫之制是皇权高度集中和恶性发展的产物46.申明亭：为“申明教化”“明刑弼教”，明初创建了申明亭，对百姓施行教化，并调处纠纷，以稳定统治秩序。洪武五年（年）始设申明亭于各州县乡间，由本里百姓推举正直乡里耆老、里长主持。亭内树立板榜，定期张贴榜文，公布本地有过错人的姓名和过错行为，“以示惩戒，而发其羞恶之心。能改过自新则去之”。并受理和调处有关婚姻、田土、斗殴等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命有司择高年人公正可任事者，理其乡之词讼，若户婚、田宅、斗殴则令里胥决之。事涉重者，始白于官，若不由里老处分而径诉县官，谓之越诉。”若经申明亭调解仍不愿和息，始可向官府起诉。可见申明亭具有地方基层司法组织的性质。洪武三十一年（年）颁行《教民榜文》，巩固和扩大了里老的司法审判权，力图普及*教法令于民间。《教民榜文》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发回里甲、老人理断。”榜文是太祖、成祖时期一种文告形式的单行法规，即把皇帝的谕旨或经皇帝批准的官府告示、法令、案例等在榜上公示，悬挂于各衙门门前和申明亭内。统治者希望通过榜文宣传，大行教化，安定秩序。但是，成祖以后，榜文逐渐流于形式直至消亡47.则例：清朝针对中央各部门的职责、办事规程而制定的基本规则，是规范各部院*务活动、保障其正常运转的行*规则。则例为数众多，可视为清*府的行*法规，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则例自康熙朝开始制定，主要分为两类：一般则例和特别则例。一般则例针对部院一般行*事项而定，清朝几乎每个中央主要行*机关都编有则例。特别则例指就各部所管辖的特定事项制订的行*规章。则例作为重要法律形式之一，是清朝的一项创造，在国家行*管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48.发遣：清朝特别创立的一种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即将罪犯发配到边疆地区给驻防八旗官兵当差为奴的刑罚，比充军重。清代发遣的对象主要是犯徒罪以上的文武官员，一般只限本人，情节轻微的，还有机会放还。《大清律例》规定的发遣罪名有项之多49.文字狱：为了扑灭汉族士大夫的反清意识和压制明末以来萌发的反专制主义思潮，清朝大力加强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兴文字狱。以语言文字定罪，前代已有之，但似清朝大规模、有计划、有步骤兴造文字狱的，则为历史上所仅见。清朝虽然未曾制定一条文字语言犯罪的条例，绝大多数文字狱都比照“谋大逆”判罪，一案构成，往往全家遭诛甚至灭族。总括顺、康、雍、乾四朝，迭兴文字狱百余起，往往一字一语锻炼成狱，在“告讦频起，士民畏惧”的恐怖气氛中，知识分子只得埋首书斋，清初一度颇具生气的学风，逐渐为繁琐的考据之学所代替。文字狱是古代以言罪人传统的恶性发展，也是君主专制主义膨胀的结果，遏制了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50.秋审：秋审是清朝最重要的死刑复审制度，发源于明朝审制度，因在每年秋天举行而得名。秋审审理的对象是各省上报的斩监候、绞监候案件，每年秋八月在天安门金水桥西由九卿、詹事、科道以及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等重要官员会同审理。秋审被视为“国家大典”，专门制定了《秋审条款》，作为进行秋谳大典的法律依据。秋审是刑事审判制度臻于完备的重要标志，既保证了皇帝对最高司法权的控制，又宣扬了统治者的仁*德治51.幕友胥吏：在清朝司法实践中，幕友和胥吏起着重要作用。幕友是由官员私人聘请的*法顾问，俗称“师爷”。明清时规定一切地方司法行*事务必须由州县长官亲自处理，而官员大多是科举出身的士子，平时所学、科举所考与任官事务毫不相干，尤其不熟悉复杂多变的律例，只能聘请一些有*治法律知识的读书人为顾问，幕友以专办司法审判事务的“刑名幕友”地位为最高。刑名幕友帮助官员对民间诉状作出批词，确定审理的时间及审理方法，草拟判词。清初官员倚仗幕友办案已成惯例，各级地方官及中央司法部门长官都有幕友帮助。胥吏是各级*府衙门中从事文书工作的人员，他们熟悉本地情况及当地审判惯例。幕友、胥吏往往勾结作弊，敲诈勒索，贪赃枉法，使法制受到很大破坏，使清朝司法实践状况更为黑暗第六章清末民初52.修订法律馆：清末负责修订法律的专门机关。年清廷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后，开始了修订法律馆的筹建，年修订法律馆正式办公。修订法律馆的主要职掌是：拟订奉旨交议的各项法律，拟订各项法典草案，删订旧有律例及编纂各项章程。此后直至清*府覆亡，修订法律馆在沈家本等人的主持下，进行了大量的删定旧律、制定新法的活动，开启了中国传统法律近代化的道路53.礼法之争：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原则产生的论争。沈家本、杨度等人基于对清朝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及对西方国家*治法律制度的深入理解，主张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法律理论与制度。而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包括地方督抚在内的清廷上层官僚、贵族，认为修订新律应“浑道德与法律于一体”，尤不应偏离中国数千年相传的“礼教民情”54.领事裁判权：一国通过其驻外领事等对在另一国领土之内的本国国民按照本国法律行使司法管辖权，属于“治外法权”的一种。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正式确立于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随后签订的《虎门条约》中，并在其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以扩充。55.会审公廨：又称会审公堂，是清*府在租界内设立的特殊审判机关，实际上是领事裁判权制度的延伸。年清*府与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专门审判机构，正式形成了会审公廨制度。按年《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的规定，会审公廨名义上是中国官府派驻租界的基层法庭，对租界内中国人之间及中国人为被告的案件实施管辖，但凡诉讼牵涉外国人，若被告系有约国人，由其本国领事裁判；若被告是无约国人，仍须邀一名外国官员“陪审”。实际上所谓“会审”，只是空有其名，甚至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诉讼，最终也须外国领事观审并操纵判决第七章南京国民*府及革命根据地56.建国三时期、训*保姆论：孙中山认为确立宪*体制，实现全民*治，要经由一个渐进的过程，为此他提出“建国三时期”说：第一阶段是军*时期，以革命武装力量扫荡反革命势力，实行军法之治；第二阶段是训*时期，以国民*训练人民行使*权，并制定自治之法；第三阶段是宪*时期，按照五权宪法的方案组织*府，行使国家各项权力。年胡汉民依照“建国三时期”说又提出“训*保姆论”，将处于训*时期的人民比拟为婴儿，而国民*则是人民的保姆。训*时期，不成立国民大会，由国民*全国代表大会代替国民大会行使*权，由国民*中央督导五院*府。这也成为日后国民*长期实行训*的主要理论支撑57.六法全书：南京国民*府建立之初即开始仿照大陆法系国家建构中国的以法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年期间，国民*府先后公布实施了六个门类的法律法规：宪法（《训*时期约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法，建立起国民*府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以这些大类法规中的基本法典（行*法除外）为中心，各有一整套的关系法规，即低位阶的法律、条例、通则、规程、规则、细则、办法、纲要、标准、准则以及判例、解释例等不同层次和性质的法律，组成一个严密的、层次分明的法律系统。国民*府采取“以法典为纲、以相关法规为目”的方式，将法典及相关法规汇编成《六法全书》。《六法全书》的编纂标志着国民*府六法体系的建构完成，实现了法律形式上的近代化。长期以来，人们在习惯上把南京国民*府的法律制度简称为“六法全书”或“六法”58.“三三制”原则：年11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纲领》，是抗日民主*权制定的最具代表性的宪法性文件，规定根据地*权的人员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员占1/3，非*左派进步人士占1/3，中间派占1/.马锡五审判方式：马锡五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署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他在巡回审判中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他依靠群众纠正错案，解决疑难案件，被人民群众誉为“马青天”。他的审判工作经验被总结为“马锡五审判方式”。戏剧《刘巧儿》的原型封芝琴（乳名捧儿）与张柏的婚姻案，就是马锡五审理的典型案例。马锡五审判方式是把中国共产*群众路线的工作方针创造性地运用到审判工作中去的司法民主的崭新形式60.人民调解制度：以人民调解制度作为司法审判工作的重要补充，是抗日民主*权司法工作的突出特点。各边区先后颁行了有关人民调解制度的单行法规，这些法规规定的调解方式有民间调解、群众团体调解、*府调解、司法调解。调解的原则主要是：双方自愿；以法律为准绳，照顾善良风俗；调解不是诉讼必经程序。调解的范围主要是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调解处理方式一般有赔礼道歉、认错、赔偿损失或抚慰金等。调解一般需制作和解书。调解过程中调解人须奉公守法，尊重当事人人权。人民调解是新民主主义司法的一大特色和补充，它促进了司法工作公正与高效的结合，对新中国的司法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从来没去过NYC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