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是明朝专有军政搜集情报机构，前身为明太祖朱元璋设立的“拱卫司”。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特令其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以达到其驾驭不法群臣的目的。《明史·刑法志》记载：“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且四万。”皆出自锦衣卫之手。后朱元璋将锦衣卫废除，不过到燕王朱棣起兵夺得帝位时，朱棣为了巩固统治又恢复锦衣卫。
《出警入跸图》描绘了明神宗万历皇帝去京郊十三陵祭拜先祖。图中只有皇帝是正面形象，皇帝左右随扈红衣者就是锦衣卫。
公元年5月，太子朱标的突然死亡对于已经65岁的朱元璋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在朱元璋心中，天下是他朱家的天下，如果有朝一日他撒手人寰，留下年幼且少不更事的孙子朱允炆做皇帝，而昔日的一批功臣俱在，难免有功高震主之虞。为了保住政权，朱元璋又一次起了剪除功臣的杀念，这一次，他决意首先对蓝玉下手。
此时，蒋瓛(huán)已经接替毛骧主持锦衣卫，成为新一任的锦衣卫指挥使，作为深受太祖器重的鹰犬，他主持完成了蓝玉党案。
蓝玉原本是开国功臣常遇春的妻弟，洪武后期著名将领之一。他曾立战功无数，所向披靡，可以说是常胜将军，征战南北，平定叛乱，为大明王朝稳固和统一立下卓越功勋。洪武二十年，他被提升为大将军，驻扎在长城边的蓟州。逃亡蒙古的元顺帝孙子脱古思帖木儿不甘心失败，经常南下骚扰。朱元璋命令蓝玉统领十五万大军前往征讨。蒙古军队退至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附近，满以为此地缺乏水草，蓝玉的军队不可能长驱直入，因此毫无防备，明军却在沙尘暴的掩护下，如同神兵天降，突然袭击，打得蒙古全军覆没，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在几十名骑兵保护下逃跑，其余八万人被俘。
战功显赫的蓝玉是个粗人，没有文化，性情暴躁，刚愎自用，得到皇帝的赏识宠信之后，愈加骄横恣意，目无法纪。他蓄养了奴仆、“义子”几千人，作为随从和亲信。这批人依仗蓝玉的权势，横行乡里，霸占民田。负责纪律检查的御史接到民众投诉，要依法惩办这些奴仆、“义子”。蓝玉藐视王法，竟把御史赶走。北伐凯旋后蓝玉班师回京，连夜赶到长城喜峰关时，关门已经紧闭，守关官吏在关城上要查明情况，蓝玉却纵容士兵毁关闯入，并将缴获珠宝与前朝妃嫔据为己有，朱元璋获悉后不禁勃然大怒。
平素蓝玉蒙皇帝召见时，赐座交谈或随侍宴饮，他的言行总是傲慢而粗鲁，没有一点“人臣之礼”，早已遭到朱元璋忌恨。带兵在外，他又常常超越权限，擅自决定将校的升降，不向朝廷禀告；为了显示自己的威权，还任意对军士施加黥刑（在脸上刺字），以此来挟制部下，使军队成为自己的私家武装。西征回来，皇帝赏赐他“太子太傅”的头衔，以他的学识，根本不能成为太子的老师，只是一个荣誉而已，蓝玉居然不识相，大发牢骚：“难道我还不配当太师吗？”胡惟庸党案结束后，蓝玉自然在劫难逃。
虽然于战场上立下了赫赫功劳，但等待他的不是论功行赏，而是锦衣卫的诏狱之祸。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八日，蒋瓛在早朝控诉蓝玉谋反（实为诬告），说他勾结景川侯曹震等人，企图趁皇帝到郊外举行“藉田”仪式时，发动兵变。蓝玉当场被捕，一天后就被下令处死，抄斩三族。平时与蓝玉关系密切的将臣，都被视为“蓝党”，遭到灭族之祸。株连处死的高官，有公爵一名、侯爵十三名、伯爵两名，连坐处死了一万五千余人，可说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蒋瓛命属下搜罗《逆臣录》中的口供，朱元璋亲自为之作序，以显示了“蓝党”谋反证据确凿。处死一个飞扬跋扈的蓝玉不难，但要株连一个庞大的“蓝党”则不易，必须证据充分才可。然而，口供竟记载着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如何前往蓝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由于时间较短，《逆臣录》编写仓促，露出很多破绽，蓝玉密谋之流尽是“打渔网户”、“漆匠”之辈，其伎俩拙劣可见一斑。从已经整理发现的资料看，罪证逻辑混乱，矛盾百出。细想来，“蓝玉党案”是否真相大白已不重要，此案和胡惟庸案一样，是朱元璋统治下的必然结果。就算不发生胡蓝党案，也会发生其他名目的案，也会有像胡惟庸和蓝玉这样的人被判谋反而遭屠戮。
《明史·刑法志》说：“胡惟庸、蓝玉两（大臣）案，株连且四万（人）。”足见其酷烈程度。这便是皇帝集权心理的产物，其后遗症也特别严重。锦衣卫非法凌虐大臣，诛杀众多，遭到人们强烈不满，面对此状，朱元璋决定罢撤锦衣卫狱，焚毁刑具，将囚犯统统交与刑部审处，并昭告天下。明太祖知道，酷政不可以为常，这类酷政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所以，在蓝玉案以后、也即是功臣都已杀得差不多后的洪武二十六年，他下旨“诏内外狱无得上锦衣卫，大小咸经法司”，恢复了朝廷的正常司法制度。
朱元璋如此治国，也如此治家。洪武三十年二月，朱元璋身患重病，以为自己将会不久于人世，想起李淑妃精明强干，担心她仿效武则天登基称帝，江山易姓，便决心把她除掉。对她说：“你跟随我十多年，忠心耿耿。去见见两位哥哥，尽兄妹之情。”李淑妃明白太祖用意，拜谢隆恩后悬梁自尽。朱元璋抚尸痛哭说：“朕只是担心她日后会弄出武后之祸，只得割舍千般恩爱，让她这样走了，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朕是个寡恩薄德的人。”
其实，天下就是他的家，而他的家就是整个天下。帝王建国后残害开国元勋的事并非朱元璋的首创，但却在检校、锦衣卫左膀右臂的协助下，被他做到极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后世所嗟叹。
吴晗在《朱元璋传》这样写道：这一批并肩作战，骁悍不驯的将军们，这一群出身豪室的文臣，有地方势力，有社会名望，主意多，要是自己咽气，忠厚柔仁的皇太子怎么对付得了？到太子死后，太孙不但年轻，还比他父亲更不中用，成天和腐儒们谈古书，讲三王道礼，断不是制驭枭雄的角色。他要替儿孙斩除荆棘，要保证自己死后安心，便有目的地大动杀手，犯法的杀，不犯法的也杀，无理的杀，有理的也杀。锦衣卫的建立，为的是便于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各地犯重罪的都解到京城下北镇抚司狱，备有诸般刑具，罪状早已安排好，口供早已预备好，不容分析，不容申诉，犯人唯一的权利是受酷刑后书字招认。不管是谁，进了这头门，是不会有活着出来的奇迹的。
的确，锦衣卫“出色”完成了朱元璋交给他们的任务—“有计划地栽赃告密，有系统地诬告攀连，有目标地灵活运用，更方便地法外用刑”。
吴晗在总结了朱元璋为何成立锦衣卫这样的特工机构后，也对朱元璋通过特工组织加强封建集权作了颇有见地的评价：要组织这样的力量、机构，进行全国规模的调查、登记、发引、盘诘工作，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准备周密的计划，以及必须的监督工作。差不多经过三十年的不断斗争，朱元璋和他的助手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自己的统治机构，威慑力量，逐渐发展、巩固，使之比前代更为完善。特工组织完善发展确实如此，工程浩大，对他执政期间的王权巩固发挥了巨大作用。
洪武年间朱元璋的统治在当时虽然有利于政权巩固，但在这种高压统治下人人自危，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受到严重阻碍，体制上的遗患也在后来逐渐显现出来，锦衣卫的血腥屠戮后，朝中无将，皇位还没坐热的明惠宗朱允炆就被朱元璋的四子朱棣以靖难为名推翻，下落不明。
“起兵谋反”的罪名让明成祖寝食难安，为稳王权，他像父亲朱元璋一样草木皆兵，甚至变本加厉。锦衣卫再次被启用，并作为一个固定的特工机构被保留下来，一直到明朝灭亡为止。据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也隐藏着明成祖探寻明惠帝下落的私心。而过于集中的皇权也为后世皇帝昏聩、宦官当权埋下了伏笔。鲁迅曾如此总结说：“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