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阳勋贵掌握东魏中央权力的过程中，作为勋贵领袖的高欢看到了元魏皇权的衰弱，逐渐产生了取代的想法，而这势必会与勋贵产生矛盾。贺拔岳的幕僚薛孝通就曾注意到这个问题：“诸将或素居其上，或与之等夷，屈首从之，势非获己。今或在京师，或据州镇，高王除之则失人望，留之则为心腹之疾。”对于晋阳勋贵来说，高欢虽为领袖，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汉家传统的君臣关系，而是基于在北镇部落中长期形成的“等夷关系”。
一、高澄霸府主导下邺城行政中心的确立
在保留元魏皇帝的情况下，高欢与北镇豪帅名义上都是元魏皇帝的臣子，“等夷”的关系将继续维系。而高氏取得皇权后，北镇豪帅身份将会变为“高氏之臣”，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高欢知道如果此时强行取代元魏皇权，一旦勋贵们的反对，会使新政权根基不稳，所以高欢终其一生未行嬗代，而是将这一历史任务交由其子去完成。从高氏有嬗代想法并付诸实施，完成由北镇豪帅领袖到皇帝身份转变开始，就已站到了勋贵们的对立面，双方的矛盾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
高欢也有意培养高澄，武定二年，高澄在邺都官僚系统中的权力日渐扩充，三月壬子“以齐文襄王为大将军、领侍中，其文武职事、赏罚众典，询禀之”，不同于天平年间的入邺辅政，高澄此时有了赏罚重典的实权，并在高欢的授意下开始对高氏称帝道路上的最大阻碍——晋阳勋贵进行打击。
勋贵们遭到高澄严厉打击，而高欢则态度暧昧，不加阻止，等到其入狱后才向孝静帝请命求情，后又以老友的身份私下慰问。父子二人一人唱黑脸，一人唱白脸，其目的就是要帮助高澄确立威信。
值得注意的是高澄从小的生活环境是在中原内地，高欢曾为高澄专门选定汉人世家子弟侍讲或伴读，在河北起事之初，高澄就已随河北大儒杜询讲学。在这样的成长环境下，高澄本人与勋贵并无多少情感联系，当时和高欢同辈的勋贵，也并不把高澄放在眼里。
为了能够完成皇权嬗代，寻找可对抗勋贵的力量，高澄最早从元象元年任吏部尚书时，就逐步开始建立自己霸府。提拔重用一批门第较轻，品位较低的文官来担任宪司，如崔暹、崔昂、宋游道等，给予他们极高的恩宠，依靠他们去打压勋贵。
高澄邺中霸府的班底除王士良出自北镇，其余全为汉人文官。武定五年高澄之弟高洋任京畿都督掌管邺城军事。此外高澄“肃贪”为名，对以“四贵”为首的晋阳勋贵势力予以打压，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做法，将晋阳勋贵势力排出邺城，邺城开始由高氏控制。但高澄对晋阳军方势力（勋贵）暂时还无法掌控。由此东魏中央权力正式分化，形成两个权力中心，即以高澄为核心的邺城中央和以勋贵为核心的晋阳。
二、高洋霸府嬗代下与勋贵的冲突
高欢于武定六年正月卒，高澄秘不发丧，未使晋阳勋贵来得及反应，便迅速完成权力继承，开始在邺城紧锣密鼓地进行嬗代前的准备。而就在嬗代前夕，高澄在邺意外遇刺身亡。这也成为一桩历史疑案，韦琦辉先生在《高澄遇刺事件再探》一文中，认为侯景是幕后凶手，其说法有一定道理，毕竟勋贵与高氏在权力争斗过程中存在矛盾，侯景的确嫌疑最大。在高澄遇刺后，其弟高洋迅速作出反应，出面平乱稳住了局面。
史载：‘世宗遇害，事出仓卒，内外震骇。帝（高洋）神色不变，指麾部分，自脔斩群贼而漆其头，徐宣言曰：“奴反，大将军被伤，无大苦也。’当时内外莫不惊异焉。乃赴晋阳，亲总庶政，务从宽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高洋本来是没有机会染指皇权的，但是其兄的意外身亡，给其提供了机会。之后高洋开始在邺城组建自己的霸府，为取代元魏皇权积累政治力量。
高洋霸府主要有两部分人员组成。一是继承其兄高澄的班底。主要以高德政为核心，另一派是以在邺城长期负责行政的杨愔为核心，史载：“典选二十余年，奖擢人伦，以为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时致谤言，以为愔之用人，似贫士市瓜，取其大者。愔闻，不屑焉。”杨愔出于渤海高氏幕僚，所以在选用人才方面偏重河北豪族。
如巨鹿魏氏族魏恺：“迁青州长史，固辞不就，杨愔以闻，显祖大怒，谓愔云：‘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放其还家，永不收采。由是积年沉废。后遇杨愔于路，微自披陈……数日，除霍州刺史。”
杨愔长期掌典选，受杨愔之召邢邵、崔悛、陆操、王昕、阳休之、裴让之等汉人文官也纷纷加入高洋霸府。而杨愔又凭借着与皇室的婚姻关系，又与淮阳公主之婿燕子献、东平公主之婿可朱浑天和等人关系密切，将这些人也拉入高洋麾下。
高洋在邺中的霸府权势日盛，高洋认为嬗代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开始试探勋贵们的态度，不料却遭到一些勋贵反对，甚至其母娄太后都不同意。
虽有如此多的反对之声，但高洋还是对局势作出误判，认为勋贵势力不足为惧，毅然决定嬗代。在武定八年五月受禅，高洋先派陈山提入邺知会杨愔，于是杨愔召“太常卿邢邵、七兵尚书崔悛、度支尚书陆操、詹事王昕、黄门侍郎阳休之、中书侍郎裴让之等议撰仪注”，并且严密监控诸元魏宗室，“要魏太傅咸阳王坦等总集，引入北宫，留于东斋，受禅后，乃放还宅”，断孝静帝之援。
整个受禅建国的工作，主要就是在高德政、杨愔操纵下进行的。而在高洋登基后，旋即引发了勋贵们强烈的不满，有些勋贵将领甚至私下开始与西魏联系。此时高欢才意识到自己忽视了勋贵们的力量。高洋遇到了和高澄同样的问题，即无法控制晋阳勋贵代表的军方势力。晋阳勋贵长期自成一派，和邺城官僚间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高洋开始一系列的政治运作，妥善处理与晋阳勋贵的关系。
首先对高澄时期整肃勋贵最得力的崔暹等人给予处罚，向勋贵释放友善的信号。史载：“显祖（高洋）初嗣霸业，司马子如等挟旧怨，言（崔）暹罪重，谓宜罚之。高隆之亦言宜宽政网，去苛察法官，黜崔暹，则得远近人意，显祖从之。”
高洋对于二人的指控，处分明快而果决，“暹及崔季舒过恶，鞭二百徙边”，使得勋贵们满意。高洋从武定七年八月到次年五月入邺受魏禅，九个月的时间都在晋阳，史籍未详载这九个月高洋干了什么，推断很有可能是在与勋贵们积极结交沟通。
除此之外高洋对勋贵大加封赏，例如在天保初年共分封三十个王，其中宗室十人，高洋诸弟十三人及功臣七人。这功臣七人是全是勋贵，分别是库狄干、斛律金、贺拔仁、韩轨、可朱浑道元、彭乐、潘相乐。而高洋亲信高德政、杨愔等人都未被封王，由此可见高洋对晋阳勋贵的优待，同样也是在暗示勋贵，自己取得皇权并不会损害勋贵利益。
其次积极拉拢斛律金和段韶等晋阳勋贵。这两人控制晋阳兵权，负责与蠕蠕、突厥、契丹等游牧民族和北周政权战争，是高欢最信任的将领。玉壁之战后高欢病危，晋阳大军统帅权在斛律金一人之手，史载：“从攻玉壁，军还，高祖使金总督大众，从归晋阳。”高洋主政后，对其积极拉拢，借其影响力以求勋贵的支持。
此外高欢还力图削弱勋贵的军权。对晋阳周围军队进行重新整编，尤为重要的就是在天保年间实施侨置六州的政策，史载：“（恒州）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之北，尽为邱墟，高齐文宣天保七年置恒安镇，徙豪杰三千家以实之，今名东州城，其年废镇，又置恒州。
武州城在县西六十里，东魏置武州，领吐京、齐、新安三郡，以统军户，北齐改曰北灵州是也。
东魏首置廓州于此（崞县），以廓辟疆土为称，寻废。分为广安、永定、建安三郡以领军户，后齐省郡又立北显州。
高齐天保六年又于今州西南四十七里新城置朔州，八年仍移于马邑城，即今城也。”高欢将这些侨置之人（多是汉人）武装力量归于自己麾下控制，弱化晋阳勋贵的军事力量。
再次高洋将其心腹安插在晋阳军事系统中，以分勋贵之军权。主要是唐邕、白建、王士良三人。唐、白二人早年就是高洋丞相府的幕僚，王士良起家于邺城，一直是高氏兄弟的心腹。天保元年十月，“罢相国府，留骑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机密。”，唐邕负责外兵省，白建则负责骑兵省。
史载：“显祖（高欢）频年出塞，邕必陪从，专掌兵机。识悟闲明，承受敏速，自督将以还，军吏以上，劳效由绪，无不谙练，每有顾问，占对如响。或于御前简阅，虽三五千人，邕多不执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常谬误。七年，于羊汾堤讲武，令邕总为诸军节度。……邕性识明敏，通解时事，齐氏一代，典执兵机。凡是九州军士、四方勇募，强弱多少，番代往还，及器械精粗、粮储虚实，精心勤事，莫不谙知。”
“初入大丞相府骑兵曹，典执文帐，明解书计，为同局所推。天保十年，兼中书舍人。肃宗辅政，除大丞相骑兵参军。……建虽无他才，勤于在公。属王业始基，戎寄为重，建与唐邕俱以典执兵马致位卿相。”
最后高洋在还在邺城附近设立独立军区，用以平衡晋阳勋贵的军事力量。如前所述邺城在东魏早期由京畿都督府统摄诸军，受到晋阳勋贵控制，目的是监视元魏皇室及诸大臣。而高洋嬗代后形势发生变化，由于其权力基础在邺，因此开始在邺城地区建军。
史载：“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简练，每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又简华人之勇力绝俭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六坊之内徙者”就是当初被孝武帝在洛阳所练禁军，后被高欢迁徙至邺城附近。这些人经过高洋挑选后，被编练成“百保鲜卑”。邺城的兵马主要是赵起、张亮、张耀统领。
除了在邺城外，高洋可能在江淮一带也建立了独立的军团，史载：“简华人武之勇力绝伦者，谓之勇士，以备边要。”此句中的“边要”具体指何地史籍未详说，推测可能是用于守备南朝的“边要”。从天保三年至七年江淮战役之中高洋的用将情况可略窥端倪。
总结
高洋在东魏末年至北齐初年间，为取代元魏皇权，在继承其兄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霸府力量，延续着以邺城为行政中心的方针。在东魏建立之初的两都制，对立的双方是元魏孝静帝和代表勋贵势力高欢。
经过高氏兄弟经营，在邺城形成独立于晋阳勋贵的政治力量，最终由高洋完成嬗代。而北齐建立后，两都制的内涵有了本质上不同，对立的双方变了以邺城为中心高氏皇权和以晋阳为中心的勋贵势力，高洋为使得皇权稳固，通过各种手段弱化晋阳勋贵的军事力量。
总体来说在高洋执政时期，重用的仍是自己的邺中亲党，对晋阳勋贵多授以荣誉衔，而不给予实权。从总体上看晋阳勋贵在高澄、高洋时期渐渐被排挤出权力的中心处于被压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