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医学院西迁至惠民地区北镇这段往事已经过去了50多年，其参与者大部分已近耄耋之年，很多人已经作古，知道的人越来越少。去年，青岛医学院举办《青医故事》的征文活动，一下子激发了我的“使命感”，决定写写北镇这段经历，不然的话，这段往事可能就真地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了。
悲也好、喜也罢，这都是父亲和我的一段亲身经历，他深刻地改变了我和相关一大批人的人生走向。
青岛医学院的前身是国立山东大学医学院，成立于年，在那个年代，山东大学是全国仅有的五所综合性大学之一，旗下的医学院更是人才荟萃，其医疗和教学水平位全国前列。年医学院独立，扩建成为青岛医学院，但其优质医疗、教学水平却未受影响，六十多年来，在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下，不断发展壮大，从未辱没老一代开创者的殷切付出和希望，医院虽几经更名，至今仍被广大市民称为“医院”就足以证明。
如果说青医恢弘发展的主旋律中也曾有过插曲的话，我觉得青医迁往北镇的一段应该算得上。那段特殊时期为时不长，但在青医史上无法回避且影响深远。
父亲曹来宾年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亲身经历了青医搬迁北镇这一过程的始末。身为老人家最疼爱的女儿，我有幸伴陪父亲在北镇度过了数年的时光，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年，遵照“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山东省委于同年10月决定青岛医学院整体搬迁至惠民地区行署所在地北镇，即现在的滨州市。在学校军代表的催促下，各个教研室顿时人仰马翻地开始了各项准备，因搬迁事宜实在过于繁巨，只得分批进行。父亲被通知第一批下去，我母亲是第二批，那年正值我初中毕业，按政策可以在青岛就业，但一想到全家都要下放到北镇，父母不放心让唯一的女孩独自留在青岛，所以我就和其他情况相似的子女们便跟随父母就业到了北镇，由此见识了父辈们在北镇的工作和生活。
山东最贫困的地域是北三区，而北三区最贫穷之地就是北镇。虽“贵”为地区所在地，但环境和建设远不如胶东的一个县城，仅有的两条马路十字交叉，南北向路上有新华书店、电影院、人民剧场和一个百货商店，东西向路上是地委大院、党校、农校、京剧团和吕剧团，再远些有军分区、东方红旅店、长途汽车站，走走就到头了，与今天的滨州市简直是天上地下。城周有北镇活塞厂、柴油机厂和青岛国棉四厂下放的北镇棉纺厂，下放子女中有的就业进了令人羡慕的工厂，那个年代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望尘莫及，医院。
因执行命令过于及时，当地根本没有接纳的条件，惠民地区为了青岛医学院的到来，只能将党校和农校搬走腾出房子。夫妻同去北镇的有十几家人，被安排住在党校。放射科的李连忠大夫和夫人金梅玲大夫都是第一批下放人员，他们把1岁多的小女儿留给青岛的老人，带着3岁的大女儿，分得一间半平房。我们家人口众多，上有四位老人，下有我和四个均未成年的弟弟，没有房子安置，只能等房子盖好后再行搬家。单身前去的老师被安排住集体宿舍，父亲的安身之处是北镇卫校外的一排平房，房前是尘土飞扬的小操场，房后是荒芜的野草，较远的角落里是露天的厕所，遇到刮风下雨或是大雪纷飞，去趟厕所都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每间宿舍住八个人，上下双层床，上层放东西，下层住人。同屋都是各教研室的老主任，多是全国著名教授，如皮肤科的李景颐教授、妇产科的何森教授、外科的范迪初教授、眼科的胡用霖教授、内科的史镜铭教授，当年他们已经50多岁了，故宿舍被戏称为老头屋。
其它宿舍安排的大都是三、四十岁，是各个科室年轻的业务骨干，记得有小儿科的魏书珍、顾仁凯，内科的王筱如、麻醉科的王式正、耳鼻喉科的程少光、检验科的张增光等长辈，17岁的我称他们为叔叔、阿姨，他们也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无时无刻不担心着远在青岛的家人，个别“意志薄弱”的人，晚上看着家人的照片竟失声痛哭。我的宿舍离父亲的住处很近，几乎每天都去，和宿舍里的长辈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十年后我调回青岛，还经常和他们联系，均源于这份北镇情结（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