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通道为营州直入辽东故郡“襄平”城的故道，大致路程自营州沿白狼水，至医巫闾山附近的“怀远镇”，渡“辽泽”过“龙首山”进而进趋辽东城。比较多记载这条大致路线走向的，当属隋唐两代东征时期，由隋炀帝与唐太宗所亲自统领的路线。这与前代慕容鲜卑与高句丽争夺辽东时期的路线大致接近。
隋炀帝倾举国之力东征，换来的是全国性质的困疲，最终隋王朝也在农民起义的浪潮中灭亡，辽东地带再度出现管辖真空。唐代前期，唐高祖李渊尚能维持与高丽的和平藩属关系，唐贞观年间，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以及东北地带高句丽对东北疆土的不断蚕食，冲突在所难免。
贞观十六年，高句丽西部大人泉盖苏文发动政变，自称莫离支，唐当局出于东北局势的稳定，没有趁危取乱，但泉盖苏文专擅高句丽权力后，对外实行扩张政策，与百济联合对抗新罗，甚至阻断新罗入中原朝贡的路线，犯了唐安抚东北边疆的大忌。于是唐太宗于贞观十八年“遣营州都督张俭等讨高丽”随后笠年太宗携李世勣、张亮等过营州、趋怀远、渡辽泽、亲征辽东。
营州(柳城)
营州作为隋唐时期的东门军事重镇及交通门户，是中原在进入东北塞外的第一处交通据点。虽然有关隋炀帝东征史书中未明确说明大军经过了柳城进而溯白狼水而至辽东腹地，但从随行将领王世积所走道路来看。柳城确为大军自涿都(今北京)。沿渤海海岸线而至临渝。进而经由白狼山(今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城西南)再沿渝水谷道而至柳城。
由幽州出发经过卢龙而进趋柳城的陆路，是在汉魏时期就得以定型的卢龙道，有关此路线，在魏武帝时期北讨乌桓所记最为详尽。隋唐东征时期，由幽州通往辽东的陆路通道仍旧是沿着卢龙道经由白狼山进而到达营州的。
唐征高句丽，接续隋朝东征的前期路线。营州之地作为隋唐出塞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重要且优越。其一，它是作为行军打仗的重要通路，且是由中原到东北边疆最近便的陆路通道。关于柳城及营州的地望，学界殊无异议：两汉时期的柳城在今朝阳市袁台子，自慕容皝“建和龙宫，号龙城”之后，历经后燕、北燕、北魏、北齐的经略，届时隋统一北部边疆之时，营州的地理位置殊无变更。
前燕至隋唐时期柳城(营州)治所在今朝阳主城区。以今朝阳北塔为辐射中心，出土了大量隋唐时期的墓葬，以其中形态各异的胡人俑、武士俑以及商人无一不折射出中古时期营州在北部边疆的多民族聚居。
其二，在中原通往辽东的傍海道没有成型之前，海水自河口侵入下辽河平原，淹没数十公里沿海平原。那时的山海关直通锦州一带沼泽、积水遍布，难以成行，曹操东伐乌桓的时候本来打算通过傍海道，但是“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直到13世纪初期海水陆续退却，人类才将这里正式辟为道路。
唐人描述辽河下游就用了“辽东以西水潦坏道数百里”等的说法。由此可见，隋唐征高丽不得不使用傍海道来行军、运粮，山海关—锦州一带皆是海水漫漶，故而从中原趋往东北腹地大都经过卢龙塞，进而直驱白狼水上游进入的白狼水廊道即为必经的通道。
营州就在白狼水的中游，地处努鲁尔虎山与松岭山的中间地带，所以在辽金之前，由中原趋往东北的傍海道远未成型，所以无论是隋抑或是唐，出渝关并未如明清一般沿山海关路一样傍海北上，而是转向东北，沿滦河支流青龙河左岸北趋大凌河，再折向东去。
第三，营州作为东北前沿的第一重镇，也确有能力为东征军队准备粮草、提供歇息的空间及对周边部族的战略威慑等条件。两唐书及通鉴不止一次重复营州的粮食储备地作用。贞观十九年十月，待唐太宗班师回朝之时，归程经由营州区往渝关，选择营州作为休整地和安抚阵亡将士的场地。
第四，隋唐军队进入营州，给营州北部的奚与契丹等部族形成一种威慑，自然而然就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所以，无论是隋炀帝还是唐太宗，在进入营州修整后，再度征讨高句丽之时，契丹、奚族等纷纷助役。而在东征高句丽的过程中，由营州一带涌现出的胡人将领如元孝整、突地籍等，均为隋唐的东征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怀远(镇)
隋唐时期怀远镇的地望，历来学者对此多有探讨，关于怀远镇在医巫闾山附近的说法，学界已经殊无异议。但就具体地理坐标是否在北镇境内，学界颇多争议。归纳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金毓黻的《东北通史》推断怀远镇，在今北镇之东的黑山境内，张博泉《东北历代疆域史》也持此说法，认定怀远镇在“北镇附近”。一说隋、唐怀远镇与辽、金梁鱼务相近，即今辽宁黑山县东姜民屯附近。一说在今辽宁辽中县境内，持此意见的有《奉天通志》，之后《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大致持续此说法，认为怀远镇在辽中县境内。一说在今辽宁阜新市西南。
隋唐时期出渝关经辽西而通往辽东的路线，出发点均为柳城当属无疑，不同之处就在于进入白狼水的中游后不同情况之下的道路选择，纵观隋唐东征之时所经由的辽东道路线，柳城之后，辽东道的路线大抵是从白狼水谷道出发出努鲁尔虎山，过辽西郡境内到达辽西郡下辖的军事重镇怀远镇。
乃至返程之时，也是引兵过辽泽或者渡辽水，在医巫闾山附近的怀远镇休整，无论是“问罪辽左”抑或是“及师还”，必经的地理坐标即是经由“怀远”。怀远镇不仅便于和高句丽的军事互动，同样怀远镇辽河以西的独特优势在与高句丽的往来中也发挥着受降、敕书等外事活动。
若从现有的文献史料来推断怀远镇的地望。首先，前文提及怀远镇是积粮、运兵、休整的场所。故而怀远镇在隋唐时期都应该确切被隋唐地方行政体系所管辖，隶属于辽西郡，且提到怀远镇“众兵总会”后，方“三渡辽泽”，故而怀远镇一定在隋唐时期的辽水之西。今辽中县城东边的蒲河是隋唐时期的辽河故道，古城子村则地处蒲河东即隋唐时期辽河故道之东，但此地当时属高句丽的势力范围。
隋军不会把军粮运过辽河，而贮存于高句丽的辖地内，认定怀远镇为今辽中县古城子村，显然于理不合。隋唐时期，辽西郡领怀远、辽西、泸河三县，其中辽西、泸河均在今大小凌河流域，怀远镇应在此两县以东，辽河以东，辽泽附近。而今辽中县则在古辽泽之东，而由怀远至辽东的路线顺序定是“怀远——辽泽——辽东城”，而非先经过辽泽后经过怀远。将一个重要军镇置于交通不便且极易受到高句丽军队攻击的辽泽之东、辽河沿岸，无疑是违背常理的。因此，怀远镇也不可能在今辽中县城。
既然已知怀远镇距离辽泽和辽水很近，向辽东进兵之时及至自辽东返回之时，怀远镇都是联通辽河两岸的重要地理据点。阜新在义县以北，医巫闾山以东，若是怀远镇在阜新境内，那么怀远镇就丧失了“积粮”的优势，且“众兵总会”在阜新也体现不出即将与高丽对阵的阵势，对高句丽的威慑更是无从谈起。
贞观十九年，太常丞邓素出使高丽还长安，请求唐太宗李世民在怀远镇增戍兵以逼高丽，既然怀远镇陈兵可以起到威慑高句丽的作用，必可以推测唐军应在高句丽势力范围的边缘处，那么辽河以西必定是最好的选择。阜新所在地距离辽河较远，所处地区是细河流域，在此陈兵能做到对契丹威慑却无法在隔绝医巫闾山辽河的情况下对高句丽产生威慑。
另外在贞观十九年的战事中，英国公李世勣记载说明，李勣军自柳城出发后，精油怀远镇，却取道北上。一边造成由怀远镇东进辽水的假象；一边从“北道”潜行至通定镇(今新民县境内)渡过辽河后，直趋高句丽玄菟城进而到达新城。若将怀远镇置于今阜新市境内，显然与地理形势不合，无法实现“潜师北趋甬道”的效果。
“北镇说”是较为合理的一种意见，但怀远镇仍不可能就在北镇市区内。原因在于，唐灭高丽后，在辽西置有巫闾、怀远等守捉军，其中巫闾守捉即驻于今北镇市市区，怀远守捉作为与巫闾守捉作用相近的地方军事防务系统，所以怀远镇不会在北宁城内。
根据唐太宗亲征高丽时，渡辽泽、辽河，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的行军路线和方向来判断，怀远镇应位于今北镇至辽阳之间的交通线上，并距北宁不太远的地方。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山东八·辽东行都司》“通定镇”条亦称：“唐垒……在(广宁)卫东南三十二里，唐太宗征高丽，屯兵于此，因名。”
这个“屯兵旧垒”很有可能就是怀远镇的旧址，考虑到隋炀帝及唐太宗时期屡次出现的“积粮怀远”的“屯兵旧垒”，一说在北镇以南的亮甲山山城，为唐代顺州的治所所在地，一说怀远镇的位置大致在今辽宁北镇市东南柳家乡一带。④说在黑山西南蛇山子古城一带。
考虑到蛇山子古城与北镇柳家乡直线距离不趋三十华里，且怀远不应只视之为如高句丽山城那般有固定据点的城址，而是在隋唐在未对辽河以东实行有效统治之前，在辽河以西医巫闾山脚下因势利导设置的军事据点。怀远镇的机动性比营州要差一些，所以比起营州的建制完备，怀远镇显然略逊一筹。
由营州通往怀远的中间坐标，查阅隋唐两代史籍出现只言片语。但从隋唐前代的东北道路交通来看，似有轨迹可循。以无虑县，汉魏之际路线推理。
故而隋唐时期怀远镇所在即为汉时无虑县的地望之内，这样原有汉时期的无虑—险渎—襄平，与下文所提的怀远—辽泽—辽东城一脉相承。所以唐代时期由营州趋往怀远即是沿着前代创设的无虑古道而行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