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体系下，有一种制度历史悠久，那就是避讳制度。上位者对处于下位者不自称其名，当然下位者更加不许直呼上司之名讳。
甚至一些日常用字都要避开古代帝王之名讳，极端的连音同字不同都不允许，你说气不气人？
古代避讳制度特别有名的应该就是北宋仁宗至和年间的南京留守田登了。当时的南京可不是朱元璋那个时候的南京，而是宋太祖赵匡胤任宋州节度使的那个宋州治所所在地商丘。
在北宋建国后，宋太祖将自己的“幸运之地”商丘设立为宋廷四京之一的南京应天府。其他三京分别是: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话说田登留守南京的一年上元节，按例应该是要赏灯闹元宵的。应天府的有关单位就把往年“欢度上元节，赏灯闹元宵”的项目实施预案稍作修改后呈报给田大人批示，好早做筹备。
不料，这位思路清奇的田大人秒批:“依例放火三日。”拿着这等奇葩的批复，底下的吏员们都笑喷了，田大人威武霸气！帅！
原来，衙门里的人早就知道，这位登哥特别忌讳自己的名字“登”与“灯”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孽缘。登哥被这事儿折磨的快抑郁了，看见“灯”我就来火，干脆我的地盘我做主，凡是“灯”字一律改成“火”字拉倒。
于是就有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一代佳话。不过登哥一通胡闹，并没有逃过宋廷那些正经御史们的法眼，一通噼里啪啦的参劾，登哥的官职被一撸到底，只能回老家躺平，从此他再也不用被点灯还是放火这种烧脑的问题折磨了。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宋徽宗崇宁四年，北宋朝廷设立了一个掌管宫廷雅乐的机构叫大晟府。有一个名叫徐申的人，曾经担任过大晟府的典乐(二把手)。八成是徐申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得到了我宋首席艺术家宋徽宗的赏识，于是被提拔为常州知州。
在主持地方工作期间，徐申就遇到了一桩盗窃案。在宋代，大批量成规模运输大宗货物的一般都是官方组织，这个类似现代物流公司的单位就被称为“纲”，如“茶盐纲、“花石纲”、“生辰纲”等，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运营。
宋徽宗行乐图盗窃案就发生在常州境内，被盗的就是官方押运的货纲。案发后，随车的押纲使臣立刻具状向州衙申请缉捕盗贼，追回货物。可是申请交上去就没了音讯，州衙也不见有任何行动。
着急的押纲使臣这就纳了闷了，重大盗窃案，得赶紧行动，迟了就误了抓捕黄金时间了，于是他多次打申请报告，不料州衙竟然扣留了押纲使臣的文书，就是不办。
这个时候，押纲使臣有点回过味来了，检视了一下自己文书的措辞，有“申乞收捕”字样，难道是自己无意中犯了这位知州徐申的名讳？这叫什么破事儿啊！于是，押纲使臣决定亲自去会一会知州徐申。
估计押纲使臣也是积累了一肚子怒火无处安放，一见到徐申，张嘴就来了一段贯口:“我多次申请抓贼，你却不依申请办理，那我就向提点刑狱使申请，向转运使申请，向廉访使申请！再不行就向两浙路安抚使申请！还不行我就向尚书省阁部申请，向皇帝的御史台申请，向朝廷申请！大不了老子豁出身家性命不要了！”
押纲使臣劈头盖脸地一顿狂轰滥炸，一连说了十个“申”字，其中最后一个是“身”，与“申”同音，也算。
这一通说，分明就是在故意触犯徐申的名讳，恶心他，羞辱他。那场面十分尴尬，连底下坐着的僚属都忍不住捂嘴发笑。
宋代武官再说一个宋太宗时期的，左藏库监管许先之也遇到了跟名讳有关的烦恼。这名讳对现代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可是在古人看来，兹事体大，喜怒变脸就在一瞬间。
按宋制，军队申领军装，必须向左藏库交割。因为数量有点多，所以派了一名军官与许先之当面接洽:“我没有随从，所以亲自来申请军装，路有点远，请先支付我们的。”许先之表面上答应了军官的请求，可实际上并没有给他们办理。
没多久，迟迟等不到军装的军官又去找许先之要军装:“前面承蒙您应许先支付给我们的军装，现在都还没有送来。”许先之再次痛快地回复:“你们再等等，快了。”直到天黑，军官等不及，无奈只能空手而归。
北宋军人地位不高，下级军官行伍出身，并不懂得官场上复杂的避讳制度，就在他一口一个“先支”、“许先支”地谈吐间，许先之本尊早已喜怒易型，强忍怒火了。而那位可怜的军官却并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得罪了这位左藏库的库监呢？
宋代下级军官关于避讳制度的欢乐故事，就算是宋室南迁后，依然一抓一大把。这里说说宋高宗赵构的宠臣汪伯彦，就是挤走李纲的那位。
宋高宗被金兵追得屁滚尿流，一路跑向临安，当时陪跑的就是汪伯彦。后来老汪坐上了枢密院一把手的位子。
有一天，老汪在枢密院现场办公，对接各地上报的公务。他令秘书按文书上的署名，一个一个把地方官员叫进来问话。突然，有一份文书上的署名是一个叫“张伯彦”的校尉。
与汪长官同名！秘书有点激动，自己遇上了官场大忌，必须小心应对，搞不好饭碗都不保。于是这位机智的秘书不喊名字，只喊“张校尉”。
宋代官员这枢密院的门房下，站着几十个校尉，一堆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就是不知道叫谁。搞笑的是那位张伯彦本尊却不敢站出来，因为他不确定是不是在叫自己，这场面委实特别滑稽。
老汪本人在办公室久不见人进来，也坐不住了，就问秘书:“到低是谁啊，你不会叫名字，赶紧的！”可是秘书只能在一旁瑟瑟发抖，就是不敢吭声。
老汪觉得自己的秘书今天是吃错药了吗，敢不听自己的招呼，刚要发飙，情急之下的秘书，顺嘴喊了一嗓子:“汪伯彦回话！在场的人们知道秘书一时口误，却还是笑倒了一大片。
原本紧张的气氛，被这么欢乐的场面一感染，大家的尴尬一扫而空，这下轮到老汪自己尴尬了，恼羞成怒的他指着秘书就是一通斥责，以至于忘了问下一个要召见的人到低叫什么名字？
名字避讳从这些典故可以看出，“为尊者讳”这种避讳制度，在宋代就已经发展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瞎耽误事，害人害己，又浪费资源，其实毫无实际意义，不过却是徒增了许多笑料与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