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泽之地，在无形中构成隋唐北疆和高丽的分界线，因辽泽的交通阻隔，使得高丽无法突破辽东山城所辖地理的局限进而攻入辽西；同样，因辽泽之地的“泥沼不通”，无论是隋军还是唐军逾辽泽而渡辽水都显得十分困难。这样伴随着隋唐的东征活动，人为地对地理的主动改变就进一步打通了原有的由“人马不可通”到“鱼梁大道”的通途。
隋朝时三出辽东，均以无功而还。至唐时贞观十九年(年)，唐太宗首次亲征辽东，亦曾取此道。同年九月，太宗由辽东“安市城”班师途中，也选择由辽泽一带返程。隋唐东征陆路之师。
关于“辽泽”的地理位置，古令论者颇多，但亦多不能确指其地。其原因是，“辽泽”并不专指一具体地名方位，而应泛指据大凌河东行，过北镇医巫闾山南北分水岭以后，由今北镇市阊阳以东，进人西沙河、绕阳河直至辽河右诸支流汇成的约公里低洼泽沼之地。而且辽泽随季节变动的几率很大，所以唐太宗在5月初渡辽泽之时“填道造桥”，而冬十月归程之时却“剪草布道”。可能就是因为五月时期辽水漫漶，而十月之后辽河流域属于枯水期，故而水浅易行。
“布土为桥”和“剪草填道”这是唐军出师途中大队人马迅速渡辽泽的成功尝试。所形成的的临时性道路是否为之后沟通往来提供有效前导尚不可知，但由后世辽金时期于东京辽阳府所管辖的区划来看。辽泽一带在辽代时期大多隶属于东京辽阳府下辖的显州，显州设有三县，分别是山东线、奉先县和归义县。山东县就在辽泽内。辽代为便于区域间的联系，普遍在州县内设置驿馆，辽水馆在今辽河东岸的大洼县“古城子”一带，闾山馆在医巫闾山。
两者若“九十里”最近的距离即是横跨辽泽，可见辽金时期，经过辽泽的沟通辽河两岸的道路已然成型。
马首山
唐贞观十九年东征时，唐太宗逾辽泽渡辽水后，在攻打辽东城之前，率先攻占的据点为马首山。由是观之，马首山应为过辽河后在进攻辽东城之前的战略要地，以及随军士兵临时修整之所。考虑到前代公孙渊割据辽东襄平之时，司马宣王进军辽东：
可知襄平城相对于“首山”的位置为东北，则首山相对于襄平城的位置则为西南。考虑到江河易变、而山川不改的特性，且古襄平城与辽东城的地理区划一脉相承，那么“马首山”也必在辽东城的西南，“马首山”即今辽宁省辽阳和鞍山之间的首山。首山位于太子河的甬道之上，属于贯通辽河平原的重要据点。
辽东城
辽东城是高句丽在占据了辽河以东后，因其“城邑制度”改汉魏晋时期辽东郡的首府“襄平城”而成的“辽东城”，地点在今辽阳市区老城范围内。辽东城与汉魏时期的襄平城一样，在控制津要、统摄辽东一带的局势意义非凡，且是北通盖牟城、木底城、新城，南通建安城、安市城、卑沙城的交通枢纽。所以在安东都护府建立之前的隋唐两代东征过程中，对于平地州城辽东城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高句丽的山城。
在贞观十九年东征辽东之役暂告段落后，“得辽东城，置辽州。”安东都护府设立后，最初治所设在平壤，因新罗战争的爆发导致安东都护府的内迁，于上元三年(年)迁置于辽州，故而辽州是安东都护府的治所之一。以辽州为治所的安东都护府在联通各羁縻府州上，具有较之半岛更为便捷的优势。
综上所述，隋唐两代的十二次东征中，隋炀帝及唐太宗两度选择以“营州”为粮草集中及军事调拨地，而后经白狼水而下，至医巫闾山附近，经由“怀远”、进而越辽泽，渡辽河。既有继承前代人道路开拓的经验，同时也是两代君主结合运兵效率及稳妥求胜心的综合体现。
但值得注意的是，隋唐两代在用兵技术上有了更系统的进步，改造辽河流域等自然环境对加强辽东一带与中原的紧密联系意义突出，在对于辽泽的改造上，从剪草为道到布土为梁，极大地提升了人力改造自然的能力和效果。据后来辽东西贯通的频繁来说，辽泽在唐代起码在贯通的情况必定大有改善。
新罗之战后，唐无力对朝鲜半岛实行有效的兵力控制，故而考虑到安定因素以及处理辽东一带的残余势力，唐朝将安东都护府迁至辽州，辽州作为安东都护府的治所，对于联通朝鲜半岛以及北上沟通玄菟城、盖牟城、新城州等均有较好的地理优势，同时，伴随着隋唐东征的由营州通往辽东城的陆路的开辟及完善，在营州趋往辽州所在的安东都护府在调兵、运输物资、转运使节的进程中也要比远渉朝鲜半岛要便利。
因此，虽然唐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因与新罗的冲突而内迁辽州，但就其东北经略而言，辽河流域的安东都护府治所的稳定性要高于在朝鲜半岛上治所的治理稳定性。这既是唐统治者在面对辽东平定后人力控制局限的顺势而为，也是在对前代辽东与辽西连接方式的继承及有效认同。
新城道——通定镇、新城道
由营州进入辽东，除了前文所提到的常见的辽东道外，由英国公李世勣所开辟的新城道也是通往辽东地带的重要道路，与前者逾辽泽、渡辽水而后驻扎马首山进攻辽东城不同，李世勣进攻的目标是位于辽东城以北的新城。“新城道”以高句丽的山城而得名。此道路前半段仍是出营州，渡白狼水而至怀远镇。不过怀远镇并未渡辽水而是选择北上深入辽河腹地，进而北趋甬道，到达通定镇，渡辽水，进至新城。
新城
“新城”作为高句丽的一个山城，得名来源于今辽宁省抚顺市区的汉魏“玄菟”旧城而来。有关新城的位置，历代学者考究甚详，认定今抚顺市高尔山山城即为当时的新城城址。有关高尔山山城“新城”的考古及发掘早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日本学者池内宏、三上次男等以“满日文化协会”的名义组织“抚顺史迹调查团”试发掘了高尔山上及周围高句丽的遗址，并整理出版《北关山城》一书；20世纪80年代，由辽宁省博物馆及抚顺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发掘队，整理有《辽宁抚顺高尔山山城发掘简报》，完善记述了高尔山山城的重要遗存。
高尔山山城地处浑河北岸，城沿山脊修筑，墙多为土筑，间有石墙。分东、西二城，辟有东、南、北三门，南门为正，城中有大道南北穿过。并有望台、水泉，城周长米。高尔山山城是高句丽于公元3世纪下半叶建立的“国北新城”，原有的汉魏时期的“玄菟”治所就在高尔山山城附近的抚顺市东郊。新城的建造与当时高句丽在辽东实力的膨胀和中原及东北其他地方政权如前燕、后燕等陆续退出辽东是有关联的。早在高句丽占据新城之初，就与在辽河流域扩张的慕容鲜卑起了冲突：
继慕容廆、慕容皝与高句丽的争夺后，后燕慕容垂同样与高句丽因辽东地区的统治权纠纷，争夺新城。
回顾4世纪初慕容氏崛起后，之所以会频繁与高句丽争据新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为随着中国东北部边疆和中原交流的渐次加深。原有的图们江、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这也使得边疆地带和中原的朝贡及茶马贸易逐渐加深。而4世纪初期，慕容鲜卑崛起，进一步加剧了辽河流域的竞争态势。为争夺辽河流域的控制主动权，以及各部落的宗主优先权，故而与盘踞在辽河以东的高句丽的争斗也就不可避免。
而新城恰好在中原通往东北腹地的进深，它向南行联通襄平、建安、卑沙城等山城及汉魏故郡，同时向北可以联通靺鞨、室韦等部族，与高句丽的丸都、南苏、木底等城襟带相通。故而由新城的所在位置可以理解英国公“多张形势”而“出高丽不意”的深层次原因，因为控制住新城，就等于控制住了苏子河及富尔江流域，而后沿浑河谷道向下游进展与唐太宗所带的兵合兵一处，共同攻占辽东城，这也是唐代在吸取隋代及以前的失败经验中所采取的多点进发形式。
事实上，唐代统治者也同样认识到了新城的地理优势和经略边疆少数部族的绝佳优势，所以在咸亨二年(年)，继安东都护府的治所从平壤的大同江陆续迁往建安城、辽东城后，又将安东都护府的治所迁移至新城。安东都护府由南不断向北迁移固然有原高丽遗民的不断反抗因素的顺势而为，但笔者认为，新城作为安东都护府的治所也体现了唐对边疆经略的良苦用心，实际上在安东都护府设立之初，就在新城设置了新城都护府。
既然能得知今抚顺高尔山山城即为当时高句丽的新城，那么“若出怀远镇，北趋甬道，自通定镇济辽水”就成为探究新城道上的关键地理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