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白癜风的有效治疗方法 https://disease.39.net/bjzkbdfyy/231017/m2i2zp0.html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经过“庆历新政”挫败的范仲淹，自庆历六年离开宋廷权力中心后，屡经外放，一直未能回到东京汴梁。宋仁宗皇祐元年，心情郁闷的范仲淹被调任知杭州。此时年及六十岁的范仲淹，自26岁中进士以来，浮沉官场已历三十三年，看尽了官场的荣辱得失，也看透了宋仁宗优柔寡断，妇人之仁的性格，可以说是勉强守成，开拓不足。老范自庆历三年被召入京，开始实行“庆历新政”，也就短短一年多点，新政就搞不下去了，只能熄火走人。仁宗自己毫无雄主风范，甚至连祖上职业军人的丘八豪横派头都已荡然无存。可以说，北宋不缺人才，缺少的是雄才伟略的领头羊。太宗一脉确实品质不高，实在是浪费了一群才华横溢的辅弼良臣，跟着吃苦受罪不讨好。打庆历六年开始，范仲淹基本上就离开了京圈，出任知邓州，做些造福地方的力所能及之事，宰辅之才也只能经营区区一州之地。估计老范心中无时不在怒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他那满腔忧国忧民的热血，却无处抛洒，虽身“处江湖之远”，却只能忧其民了。而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下的。皇祐二年，太湖地区出现大饥荒，一时间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时年已经六十二岁的范仲淹除了知杭州，还兼领两浙西路的兵马钤辖，于是赈灾的事情又落到了他头上。对于州郡治理这一套庶政，范仲淹有一套自创的方法论。而赈灾之要，无非钱粮二项。他一边发放赈灾物资及救济粮，一边又动员地方乡绅大户，将多余的粮食卖给官府，以备赈灾工程的可持续发展。北宋时代，太湖流域一带的人们有几个特点，一是特别热衷于搞湖面上赛舟的全民健身运动，二是特别喜欢烧香拜佛，求签祈福的心灵建设。老范对此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他不但不阻止，反而“投其所好”，公开鼓励地方大力举办全民赛舟比赛，号召大家一起去观看、游玩。作为地方官的范仲淹甚至带头出游，每天在湖面上大张旗鼓地宴请各路朋友，吟诗填词，喝酒赏景。在衙门的热情鼓励下，于是老百姓们也跟着有样学样，管他灾年还是丰年，人们都天天出去游山玩水，观光经济蓬勃向上。这还没完，老范又把辖区内所有寺庙的主持都叫过来训话:“荒年人工工钱低，你们可以大兴土木，修缮庙宇了。”有了这句话，马上许多寺院就纷纷动工，一时间，干活的人供不应求，工作机会多了许多，社会上流民相应就少了许多。老范还趁着这个灾荒的机会，干脆把粮仓和州衙一并翻修更新，他雇佣了许多干活的工人，最多的时候一天将近一千人。大灾之年，老范居然还有心思大兴土木，动用了那么多民力，这还了得！马上就有御史具折上奏，弹劾范仲淹疫情期间，赈灾不力，不顾百姓死活，依然铺张游乐，公私不分，伤害民力，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下，仁宗皇帝的耳根子又吃不消要软了。然而，老范早料到会是这样，不干活的没错，干活的反而不讨好。为防这手，他写好了奏疏，对自己的行为，给出了充分的可行性说明:“之所以策划居民出游、寺庙改造、公用设施翻新等措施，目的就是为了通过这些相互作用的经济手段，调动有钱人的闲置资金，参与到社会流通中去，令灾民及穷苦百姓可以参与其间获取报酬，获得生产自救的机会。”这些措施会带动受灾地区的贸易、餐饮、建筑装修等行业的发展，将会提供几万个工作岗位。比起仅仅提供救济粮这种“救急不救穷”的应急措施来说，生产自救，产业循环才是治本之道。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果然，皇祐二年的这场饥荒，两浙路只有杭州没有受到伤害，境内百姓无一因为逃荒而离开的，也无一人因灾荒而闹事的，地方百姓无不对老范爱戴有加，甚至都舍不得让他调走。这就是范仲淹，以堂堂宰辅之才，高瞻远瞩，从产业结构角度去解决一州的民生问题。话说北宋一代实在是太浪费了。浪费粮食可耻，这浪费人才不但可耻，而且容易亡国。以往只要遇到天灾人祸，各地官员们就会本能的发公粮赈济，其他的措施就乏善可陈了。到了北宋后期，除了赈济以外，引导豪门富户通过参与国计民生产业的投资建设，类似的举措，已逐渐成为宋廷的基本政令，从而得到普遍推广。追根溯源，这都是范仲淹的功劳。老范的这个办法，既能满足短期赈济应急，又能形成产业自我循环发展，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智慧。讽刺的是，老范孜孜以求的庙堂却是伤害他最深的地方，而屡次被贬后置身的江湖，才是给了他莫大的成就和荣誉的舞台。令人伤感的是，皇祐四年，六十四岁的范仲淹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作为一代政治家，范仲淹始终无法扭转北宋的积弊与颓势，只能留下千古文章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抱负，终究还是不能实现其毕生强宋的政治理想。
